大约一年多以前，我听中华书局的张世林同志说，他想编一部书，请国内研究文史的老专家来写回顾和总结治学经验的文章，统一以《我和……》为题（如《我和先秦史》、《我和古文字学》等等），编成一集，题为《学林春秋》。
记得我当时对这一构想作出了三点反应：一是编这部书很有意义；二是可惜这部书编晚了；三是编这部书很难，恐怕完不成。我对第三点尤为强调，这反映了我思想方法上的一个老毛病，即对自己深为关注的事情总是不抱乐观态度；倒是对自己并不真正关注的事情常常乐于“和调”（苏南方言）。
然而，我泼的冷水对世林并无影响。他说在当编辑的过程中，越来越感到要做这项“抢救”工作，使老先生们的宝贵经验能够留下来。又说他在前半生中，若能完成这项重头工作，也不枉了。话说到这样，当然不必再讨论了。
随后，他果然用了“水磨工夫”来做这件事。他说：“稿子虽然都约好了，但要想把这一篇篇文章都收上来，确也殊非易事。因为这些先生手头要写的东西很多，再加上他们年事已高，有的已写不了那么快，有的是自己已动不了笔，还有的是文章还没开头，人却住进了医院。总之，不催是不行的。干了这么多年的编辑工作，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：文章都是催来的。所以，那个时候，我每天都要写好几封信，打好多个电话。除了几句客套话，便落到了正题催要文章。因为我是在做‘抢救’工作，不催不行啊！”
大批的文稿终于被“催”来了。这些文稿按计划编为三集：第一集专收八十岁以上学者的文章；第二、三集则分别为七十岁以上和六十岁以上的学者而设。现在，第一集《学林春秋》已精装出版，其中收了四十位老先生的文章，计48万字。另外两集也大致编定，即将付印。
翻阅《学林春秋》第一集，觉得这部书的确很有价值和意义。概括起来说三点：
第一是存史。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文史研究是很有特色的，新旧转型，继往开来，涌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大师；其中许多人可惜早已逝去，因此努力使现仍健在的老先生现身说法，这对未来的学术史研究无疑有巨大的意义。例如钟敬文先生现已96高龄而精神矍铄，他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和最有成就的学者，他为《学林春秋》撰写的《我与中国民俗学》一文，可以说通过亲身经历展示了中国民俗学研究发展的全貌，其存史的意义当然极为深远。有的同志说《学林春秋》这部书历时越久越能显示其价值，这一评估是很精当的。
第二是传道。许多老先生的文章堪称“得道”之言。这是指他们对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的把握，或是指他们在治学和做人中对一些重要法则的悟彻。例如季羡林先生在《我与东方文化研究》一文中概括他对汉语语法、中国通史、中国文学史、中国文艺理论、中国美学、东西方思维模式和文化关系等九个方面的思索；钱仲联先生的《我和清诗研究》对清诗的特色和成就的分析评估；蔡尚思先生谈到以研究中国思想史为主而力求博通中国的史学、文化、学术、教育、经济、政治，等等，都显示了他们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把握，并告诉人们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达到认识事物特征和规律的境界。再如顾廷龙先生在《我和图书馆》一文中说：“人不能自有所表现，或能助成人之盛举，亦可不负其平生。”单士元先生在其遗作《我和故宫》中说：“从1924年底到今年，我从未离开故宫博物院。……余曾大胆妄为对女儿说，虽问学无成，但余在续故宫的历史……。”这都是发人深思的“得道”之言，使人对如何“实现自身价值”产生更为深入的思考。
第三是励学。无论什么时代，各种学问总要有人来做，而做学问则最需要恒心。《学林春秋》中四十篇文章反映了老先生们一个共同点，即他们都一辈子潜心于学术研究，不论处境如何都一本初衷，矢志不移。正如吴宗济先生在《我与语音学》中说：“我一生的经历，如汰繁就简来说，可说是一部‘音路历程’的历史。最初是学业迁就了环境和兴趣，而不久就走上了兴趣决定了学业，更从而支配了环境的道路。这条路在有些亲友看来，是没有什么大‘气候’的；而我则认为是有幸而选对了的。”这说明做学问的道路上自有佳胜之境，只要不断深入就能无怨无悔。这对于现在有意治学而心情不无躁动的年轻人来说，显然是很有激励和启迪作用的。
 |
